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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子怡之所以受到攻擊，是因為她在好萊塢電影《藝伎回憶錄》中有瞭“醜事”——她飾演的日本藝伎“小百合”竟然堂而皇之被日本男演員渡邊謙飾演的富商壓在床上。網上真真假假的劇照，讓一些愛國的網民出奇的憤怒瞭。他們分明感覺到章子怡那輕盈的肉身有傷中國沉重的“國體”。他們看到被壓迫的不是章子怡，而是親愛的祖國！若不就此開除章子怡的國籍，“非得找個地洞鉆下去！”我們發現，網上無休無止的謾罵，正在把本已聲名狼藉的“愛國”淪落為一種臟話。
旅美歷史學傢唐德剛先生寫過一本小說，敘述抗日戰爭時期普通中國人的命運沉浮，裡面講到瞭另一種愛國——“床上愛國主義”。唐德剛說，日本妓女舉世有名，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戲。當時淪陷區有專為日本人服務的皇軍慰安所，日本妓女以一當十，如狼似虎。但是，皇軍需要慰安婦時，一切都是免費供應。所以，為瞭賺點外快，日本妓女時常偷偷越界，要與華民俱樂一番。於是，“華民為向日本天皇泄憤、雪恥，也不惜作阿Q、開洋葷、出重價。這次張老參雖然足足花瞭三十塊銀元，終能在一個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國瞭一番。”(《戰爭與愛情》，208頁)
如此一來，既可以愛國，保持一點民族自尊心，又可以盡情享受，可謂兩全其美。雖然“張老參”們不能像那些才子佳人一樣代表中國的良心，至少也要代表中國的腎，把自己當成“國體”，覆蓋並進入另一具“國體”，在享樂中殺敵——像大宅門的白景琦說的那樣，“看前面黑洞洞，定是那賊巢穴，待我沖將前去，殺他個幹幹凈凈。”
當然，這種可以用次數來計算的愛國未免有些滑稽，經不住推敲。遙想當年郭沫若、周作人等君，定然不是出於什麼愛國的偉大目的才娶瞭日本太太。魯迅和周作人傢裡鬧出的那點糾紛，自然也不是因為魯迅當日想愛國，周作人不肯。歸根到底，將一個人的性愛與他是否有愛國情操扯在一起，風馬牛不相及。
在我看來，章子怡說到底不過是個有著自己夢想的鄰傢女孩，一個依靠個人奮鬥獲得瞭成功的普通的電影演員。她隻是共和國的一位公民，既不屬於國傢，也不屬於人民，隻屬於她自己。章子怡的肉體與中國的“國體”毫無關系。
國傢與尊嚴，從來不是空洞之物，都不應該超越於個體之上。無論愛國，還是愛民族，歸根到底是要愛國民，要在自由、進步、寬容等價值的指引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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裴勇俊秘方
-平客
就是那臉燦爛的笑啦。千萬師奶都是拜倒在著名的裴勇俊微笑之下的，你說這“一笑千金”果然不賴，而且也不隻是女人的笑價值連城，這個叫裴勇俊的男人一笑撬動韓國經濟，你讓我說他的笑怎麼克隆，說實話，琢磨來琢磨去，我台灣電動床工廠都幾乎不會笑瞭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你買上幾套裴勇俊電視劇的DVD，好好練練！
當然，裴勇俊的著名微笑不是他的台灣電動床工廠全部。有報道說，女人迷上裴勇俊的除去微笑，大多是沖著他健康清爽的樣子去的。我們來個排除法，粗老爺們就算瞭，天生不具備克隆裴勇俊的條件。你倒是不必長成裴勇俊那個樣子，但現在這年月，男人值錢的不再是粗狂，要幹凈、彬彬有禮、溫文爾雅，偏偏君子，強調的是個氣質。女人們八成是沖著裴勇俊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氣質去的。氣質最難模仿，建議研究裴勇俊各種媒體公開資料自學成才。
機敏的反應，不露鋒芒，這是克隆裴勇俊的重要核心。面對成百上千記者的糾纏，裴勇俊天生練就推拿術，總能微笑著避開鋒芒，繞來繞去就是不會回答那些敏感問題。這樣的公關推拿術絕對是一門藝術，你就抱著報紙娛樂版鋪天蓋地的裴勇俊八卦報道，慢慢琢磨吧。
形體語言的天衣無縫。這條也很關鍵。這幾天，裴勇俊來北京，刮起瞭裴勇俊旋風，有媒體報道說，現場的裴勇俊，“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不說話的時候，雙手合十，放在腿間，洗耳恭聽，站起必微笑先行，禮貌讓人，一板一眼，頗有節奏。”看明白瞭吧，就這幾條就夠你練一陣子得瞭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啊！
最後，你得敢於稀釋自己的男人特質，在這個中性時代裡，奮不顧身中性化。敏感、柔弱、儒雅、清朗，成為現時代
女子的深淵。沒有男人那種侵犯性由此讓女人感到安全感。當然，你要是因為克隆裴勇俊，把自己練成瞭東方不敗，那我可不負責！
與塞林格同在的日子
-戴新偉
1972年4月23日，喬伊斯·梅納德的一篇文章登在瞭《紐約時報星期專欄》上，這位年僅18歲的少女表達瞭對周圍一切的厭煩之情，她說：“我想搬到鄉下去住，遠離塵世。”在下一個星期二，她的宿舍裡塞進瞭兩個郵包，有大約幾百封讀者的信件。其中一封來自喬伊斯·梅納德的故鄉，新罕佈什爾州。寫信的人叫J.D.塞林格。
當我開始閱讀喬伊斯·梅納德回憶她與塞林格之間的《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》時，我一再提醒自己的鼻子，不要太在意其中的隱私成分。這顯然事與願違。想一想吧，假設《麥田裡的守望者》的作者給你寫信(請再仔細估量一下這本小說在整個六七十年代的現實意義)，你將作何舉動？
“我愛上瞭他在信中傳遞的聲音，”這句話在喬伊斯·梅納德追憶當年認識塞林格時多次出現，“我相信這個有著非凡聲音的陌生人似乎很瞭解我。”電動床她說。一切故事都不免墮入這個俗套的情節：普通人總是很難抵禦來自被人景仰者的聲音，以及一個更加俗套的結尾——大約一年之後、她和塞林格在一起一年之後，後者對她說，“你最好現在就回傢。”
然而，對當時19歲的喬伊斯·梅納德來講，生活剛剛啟程，尤其是她後來一直生活在這件事的陰影裡。她仔細地寫到瞭在她的生命中次第出現的男人，她的並不幸福的生活經歷。這個女人飽受精神上的折磨。從字裡行間看得出，面對往事，她仍然不能平靜。遇上塞林格可能真的要用“劫數”來形容，在塞林格那裡得到的愛與痛苦的經驗遠遠大於她後來遇到的。
除去這段公案裡的桃色成分，我想最多的是灰色和人生中的巨大傷痛。當我從《老皮緬處的宅子》裡讀到茨維塔耶娃的生活經歷時，我相信這兩者之間是有某種深刻的聯系的，或者世間事大多如此？所遇到的人事越復雜濃烈，人生越豐富滄桑，這其中能留下來的都是有價值的，能忘記的都已死去，計較誰與誰的幸與不幸都是沒有太大關系的。至少，鄧肯在回憶羅丹對她的引誘時就不乏遺憾地說，“後來，我常常悔恨當年自己少不更事，錯失瞭把貞操獻給偉大的潘神的機會，也讓偉大的羅丹喪失瞭一次展示天才的機會。”你能說——讓我們看看克洛岱爾吧？能這樣說嗎？所不同的，像茨維塔耶娃、鄧肯這樣的女人要比喬伊斯·梅納德強大許多，還不至於輕易地被區區一個男人摧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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